第288章 经济与党争(十九)不可替代性（2/3）

征收序列。

由于税法改革这一块从头到尾都是高务实在负责，“全盘考虑”这玩意儿只有高务实脑子里有规划，其他人包括户部的四位侍郎都不知道，或者都知道得不甚全面，因此只要高务实不在，别人根本顶不上，望着收支表全都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那你说，先大致上处理一下难道就不行吗？根据经验、对照收支表做点细微调整难道也不行？还真不行，因为今年开支巨大，谁都不知道这“百川”一般的税收细流最终应该汇成多大一片“海”。

这“海”可是有明确作用的，万一收少了，西征军那边补给不足吃了败仗，几百年来第一次出兵收复西域的大战略因此受挫，谁敢背这么大个黑锅？

至于你说，可以先就着西征军的用度，把救灾赈灾这边当做可以调剂的用度行不行？也不行，因为现在救灾赈灾已经被纳入考课法的考课范畴，尤其是你当地如果闹出流民潮导致民变，那对于官员考课可是致命打击。

换句话说，你内阁和六部这边敢扣地方官员原本应该拿到的赈灾款，那人家是真敢跳着脚上疏骂人的。考课法一年比一年严格，不止是对地方官的压力，反过来也会倒逼中枢的处事态度。总的来说，就是大家都只能一天比一天严格，可以“调剂”的范围一天比一天小了。

以上还只说了税收这一块，实际上“财政”这个概念比“税收”要大。自从高务实执掌财权，大明朝廷已经从典型封建社会的那种“只要百姓不造反”逐渐在往“发展社会生产力”过度。

换句话说，地方官员想要考评优异，除了维稳这个永恒指标之外，还要讲“gdp增速”了。正如高务实三十年前就和高拱提到的过的那样一个好的县令要能让当地税收连年上涨但老百姓却不会产生怨言。

高拱当年认为这很难，大概率会导致县令连年加征，同时对当地百姓的反对声音加强打压，最终就是前几年出成绩，而达到临界值之后直接爆发民变。

这就是封建社会的典型思维，即便高拱也很难跳出其外，因为在他们眼里，社会生产力是恒定的，你但凡多收税，一定只会导致老百姓负担加重。

实际上，大明在朱元璋时期定下的商税之所以低到几乎能忽略不计，思想根源也出在这儿——朱元璋不是不收商税，他也是收的，只是他认为商税一旦收多了，物价立刻就会上涨，因为商人最是奸猾，他们是不肯吃亏的，所以最终倒霉的还是老百姓。因此，他就把商税一降再降，最终大明的商税就变成一个可有可无的玩意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