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唱团里的故事39（2/3）

七零年，我去英国读书时，第二天导师约我吃饭，因为地理位置不熟，我在前一天就探好了路，第二天我提前到了，导师很高兴。可是，有一个学肾移植的大夫，接到导师的邀请后，说自己不会喝酒，导师认为是不给他面子，导师让他回去了，原来英国人也讲面子。七二年，从英国回来的时候，海关对于归国人员携带物品有严格规定，例如：纱巾每人最多能带2条，有的人想侥幸，多带一条，结果被海关查出来，就因为这一条纱巾，自己的档案上有了不良记录。

那年淮三书记出来主持天津工作，要調我到科委，我说：“我不适合做行政领导，我只能教书。”他委托路达两次找我谈话，我都没去，因为我知道我不会处理问题，自己充其量只是一个学者，没有领袖的思维。

八十年代，漆包线厂要从奥地利引进一条生产线，人家邀请我去谈判，几天下来，奥地利的那家公司要我留下来，邀请我给他们当总工程师，年薪十万美元，并负责安排我爱人的工作，和孩子上学的学校，那时我的工资一年也不过四五百美元，我没有接受邀请，他们非常不解，我告诉他们：我是中国**党员，我要孝忠我的国家！他们反而和我成了朋友，而且，我们还用最低的价钱买回了那条生产线，为国家节省了不少的资金，人家还对我说：要是rb人来了，连看都不让他们看！周先生，我们随时恭候您的光临。

八十年代初，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派出一个五六十人的经贸考察团，由张劲夫、袁宝华带队，带着一百亿美元，到欧美考察，叫我当翻译，因为在访问之前，考察团成员的名单，都要提前报给当事国大使馆，在美国访问时，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两名彪悍的特工，始终跟在我左右，估计他们并不是为了保护我的安全，而是把我当成经济特务了。

我退休了，学校每年给我的一千块钱，我都交了党费，平时我给年轻人上党课，每次给我的二百块钱课时费，我也都交了党费，生活没有钱不行，可是钱多了又有什么用妳看，青青在哈佛教书，挣的钱不少了吧她每次回国讲学，收入也不少，可是她平时就是两条牛仔裤换着穿，对物质没有**，她的那两套西装，还是她妈给她做的呢，可是对孩子的教育投资，她却很大方，舍得花钱，去年，她的小儿子，上高一，代表学校参加马萨诸塞州的英语大赛，还拿了第一，中国人学英语比美国人还厉害，接着，州里的数学大赛也拿了第一，校长称他为“天才学生”，后来我问他，他很腼腆地跟我说：“姥爷，我就是数学比他们好一点儿”，还很谦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