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2章 西沙来信(2/21)
上线。”
“但李涯这个人物却不一样了。在这之前,我们还没有过正面写敌方特务的,发布之后,恐怕要受到一些质疑。”
余切说:“这是因为你现在还没看到结局。各司其职,各为其主,李涯是个悲剧性质的人物,某种程度上,他正是没有遇见过左蓝的余则成。他本可以为这个民族和国家也做出一些有益的贡献。但是,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
“他的悲剧,不应该只是责怪他本人,我希望借由这部,让大众看到谍战的复杂性。倘若历史上,对方全部是一些猪脑饭桶来组成,这无疑和事实不符,也消解了谍战的严肃性。我们之所以胜利,不是因为别人无能,而是因为我们更有能力。”
李小林思考了一番这个话。
八十年代,许多来自海外的富商来内地进行投资,许多人正是当初跑出去的“敌人”,社会上需消除这种长期的敌化宣传,文艺作品在此时亦出现“破冰”的情况。
《血战台儿庄》就是这么一部作品,这是第一部以国军视角描写其抗战正面功绩的电影。
文坛也有类似的事情,沈聪文和流亡海外的女作家张艾玲原先被大陆文坛所忽略,因为他们的作品中,阶级性和立场并不强烈,甚至于是持有相反意见的,而在这之后,文坛逐渐关注他们作品的文艺价值,并最终于几十年后实现两级反转。这两位竟成为民国最优秀的作家之一。
钱忠书本人就特别喜欢胡适之,反而对鲁迅并不感冒(传言是他认为鲁迅对发妻不好)。改开后,大陆久违的出版了胡适之的杂文集,钱忠书和朋友的聊天中,毫不避讳道:“胡适之的名誉终于被恢复了。”
然而,就算是有这样的趋势,敢于这么写也是要冒风险的。
李小林说:“我希望你能写一个创作的见解,把你的想法阐述上去。我们一起刊登到《收获》上面。”
“《收获》有那么多版面吗?难道又出一期加厚的特刊?”
李小林说:“您知道上一期《收获》卖了多少份吗?”
不等余切回答,李小林说:“百万份!《收获》杂志自成立以来,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成绩,到现在各地新华书店和邮局,仍然在不停的催我们印制,这本书到现在已经一书难求。”
余切便答应了这件事情。
现在除了写,他还需要自己给自己写一份评析。
前面提到,从普东进城内需要坐摆渡船,相当浪费时间。于是,宫莹暂时成了余切的助手,余切需要什么资料,就让宫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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