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2/3)
眼,他用两根沾满酒精的棉签儿,反复涂抹我屁股上指甲盖儿大小两块儿破皮的地方,疼得我大口大口的吸气。他边消毒还边解释说,酒精虽然疼,但不会落下色斑,比碘酒好,屁股上有了疤痕就不好看喽。然后又用红花油,按摩屁股上淤青红肿的鞭痕。我趴在医务室铺着白床单的行军床上,他不让我提起裤子,说屁股裸露在空气中便于结痂。然后,他笑呵呵地安慰我说,昨天也有个男生,在这里趴了一上午,他的屁股真被打开了花,比你严重哟。就这样,我一直趴到中午放学。时不时,有些男生女生路过医务室时,把头探进窗内,望着趴在行军床上,狼狈不堪的我,然后捂嘴讪笑走开。我都十三岁了,撅着屁股趴在床上,像展览品一样陈列在众人的眼里,强烈的自尊心,让我羞愧无比,无地自容。我突然伤心起来,不断地抹着眼泪,心中暗暗诅咒着孙晓鸣的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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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年以后,孙晓鸣的哥哥,为这件事儿,还真向我道过歉。他说他们寝室几个室友,把向同学家借来的德国徕卡相机摔坏了,花了100多元的修理费,每人摊了20多元。他又油腔滑调地调侃说,那根罗汉竹,打人真可以,真可以,硬得像根鲸鱼骨头。他拍拍自己的屁股说,真委屈它了,每次挨完打,我就对皮开肉绽这个成语,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我老爸也真可以,意志坚定,铁面无私,下手绝不留情。
就是这位铁面无私,下手绝不留情的孙叔叔,在我们快小学毕业的时候,突然升官了。他要被调去重庆大渡口区公安局当副局长。大渡口,离我们居住的重庆老城挺远的,感觉就是另外一个城市。
第一个告诉我这消息的是孙晓明,他惊慌失措地说,我们要搬家了,我也要转学去大渡口了,怎么办,怎么办?他搓着双手,焦急的望着我。大人们的决定,我们这些娃娃又能怎么办呢?我安慰他说,我会去看你的。他抹着眼泪跺着脚说,我不想离开你们,我不想离开你们。
调令来得很急,孙叔叔必须立马到任。两天后,在一个周末的下午,一辆大卡车就把他们家全部的家当装车了。卡车启动时,孙晓鸣趴在车厢尾部的挡板上,一边抹着眼泪,一边向我和邓长明挥手,他歇斯底里地喊叫道,你们一定要来看我,你们一定要来看我。我鼻子一酸,泪如泉涌,也哭泣了起来。邓长明却像一个坚定的男子汉,他表情凝重,伸出结实的手臂,紧紧的搂着我的肩膀。这一幕就定格了,成为我人生中一个挥之不去的蒙太奇电影镜头。
但我还是食言了,他离开后,我和邓长明都没有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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