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五章《荔枝》（3/5）

作三首咏史诗表达感慨及警示世人。
杜牧的这首诗的主旨，延续了叙述中国历史的传统弊端，将皇帝及上层统治阶级的失误怪罪到一位女性身上，好比商纣王的灭亡归罪于妲己，周幽王烽火戏诸侯怪罪于褒姒，南朝陈后主亡国怪罪张丽华等。按理说，得到皇帝宠爱乃幸运之事，为其家族带来了荣耀，却不幸遇到了安史之乱，安禄山起兵却打了“清君侧”讨伐杨国忠的名义，作为贵妃的兄长，杨国忠虽然历史评价不高，但是把责任归罪于他们兄妹，似乎有失公允，历史事实毕竟是残酷的，杨国忠被贴上了专权误国败坏朝纲的标签，杨贵妃被赋予了红颜祸水符号。安史之乱，首要责任肯定是唐玄宗晚年的昏聩导致，宰相杨国忠责任自是重大，在跟随唐玄宗逃亡蜀郡的途中被乱兵所杀也算是咎由自取，不过要杨贵妃背负祸国殃民的罪名，实属说不过去。据历史记载，杨贵妃并不过问朝廷政治，不卷入权力斗争，而以自己的温顺和艺术才华而赢得唐玄宗的百般宠爱，至于她与安禄山之间的故事，并不足以成为安禄山反叛的合理解释。杨贵妃的身死，离不开其兄长的专权，作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杨国忠为了私利枉顾朝廷安危做出错误决策，承担祸国殃民的责任自是应当，于是牵连到贵为妃子的杨玉环，给杨贵妃贴上红颜祸水之便签，或是文人们调侃或者讽刺所需，而非杨贵妃真有其责。
杜牧的这首诗是根据杨贵妃嗜荔枝的特质而创作，借以讽喻唐玄宗宠幸杨玉环而最终导致安史之乱，正常来讲，单纯的从千里之外传送荔枝到京城，上升至评价皇帝因此而劳民伤财实则有点幼稚。对于爱好荔枝的京城富裕家庭，要想吃的新鲜的荔枝并非难事，朝廷真正劳民伤财的是大兴土木、营建宫殿和对外战争等，荔枝的上市也仅仅个把月时间，即使每天从岭南专递新鲜荔枝到京都长安，花销可能还达不到庙堂上臣子年俸水平，何以谈劳民伤财，更遑论杨贵妃祸国了。嗜好荔枝之辞，唐代史书上记载了杨贵妃，被杜牧演绎在唐诗中广为流传，在诗词中表明自己嗜好荔枝的，北宋词人苏轼算是较为出名的，他的荔枝诗作以《惠州一绝》或《食荔枝》呈现在今人眼前，是继杜牧之后描写荔枝的名篇，它出自苏轼被贬谪至惠州时所作的《食荔枝二首（并引）》。
《惠州一绝》
（宋）杜牧
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
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从苏轼这首诗看来，苏轼应该是很惬意岭南的生活，不辞长作岭南人，也即愿意永远待在岭南之意，换作今日，岭南的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