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2章 城里人与乡下人（2/3）

辖权，对于一家一城乃至一国，都是最容易激起民愤的存在。

毫无道理可言！

因此，作为“乡下人”的南海县衙役，未经许可潜入广州城，以搜捕驱口为由纵恶行凶，这种行为对于城里人来说，无异于挑衅。

绝对不可容忍！

一场舆论的风波，不知从何刮起，又迅速地在南城北城漫延。

在咒骂嚣张的南海县衙同时，无所作为的录事司也成为了市民们极力谴责的对象。

广州录事司衙门，位于北城，原本是南海县的衙门。

十年前，录事司成立时，将宋时三城及番禺、南海二县在城中居住的民户划归其属下。南海县与番禺县衙门只能迁于城外。

衙门前厅后堂，录事司的所有官员正围坐于前厅之中，进行“圆议”。

元朝时代的县级管理机构，与任何朝代都有所不同。原本应当为一县之长的县令或是县尹，几乎成为了一种摆设。

朝廷派出的达鲁花赤，虽然与县尹平级且只负责监督之职，可是实际上却是最高的掌权者。

元朝是一个相当奇怪的朝代，在马上夺得天下，却始终不愿意下马治理天下。取消科举，不仅断绝了读书人正常的晋升渠道，也关上了通过科举筛选县级官员的大门。

灭宋之前，北地区域县级官员主要源于汉世侯各自的势力，县官大多由世侯直接指派。

宋灭之后，一大批降元的宋官被任为县尹。还有一些获得军功的将领，转为文职，被任为县官。

然而，无论是汉世侯的门人子弟还是故宋降官，都无法得到朝廷真正的信任。这也是朝廷向各地派驻达鲁花赤的最主要原因。

而那些转为文官的武将，虽然最受朝廷信任，可是这些武将中的绝大多数人，连大字都不识。他们在战场上可以奋勇拼杀，在民政管理上，唯有依靠手下的低级官吏。

加上以蒙古人为主的达鲁花赤，基本上不会汉语，与下属的沟通都有障碍，更别说实施管辖的权力。

于是，朝廷便发明了这种“圆议”的制度。

但凡涉及辖区内重要事项，几位官长需要坐于一堂，共同商议，并形成连署意见。

此时，正在录事司衙门内，进行“圆议”的，便有录事司达鲁花赤、相当于县尹的录事、相当于判官的录判，以及首领官典史。

还有专为达鲁花赤服务的通译。

主位上，坐的是一个肥胖的蒙古人，录事司达鲁花赤兀哈。

此人原为大将塔出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