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5章 包税与改革（2/5）

枯竭之后不得已想出来的临时之法，这东西要是真好用的话，也就不会有黄巢起义，五代十国了。”

“把税包出去，其实也是转嫁矛盾的一个过程，自古以来但凡是朝廷更迭，总是少不了官逼民反这四个字的，而所谓的官逼，其实说穿了，也无非就是税政。”

“有我在，朝廷与百姓之间就有了缓冲。百姓要是造反，先杀的就是我，朝廷只需换一个税收官，这事儿就能够平息。”

“同样的，若是除了扬州之外，其他的地方也都采用包税制，各个包税官各施手段，自然也就有了相互借鉴，改革有了恶政，朝廷可以及时叫停，受灾可以局限于一府之地，杀一个税务官，也就天下太平了。但改革若是有了善政，则必然是全国效仿，又能在各地实施的过程中因地制宜，如此良性循环之下，假以时日，王朝的税政自然就变成大大的善政了。”

“包税制，其实是最适合社会循序渐进的进行变革的一种方式，是推动社会进步最稳定的推手，在我看来，这其实远比三司要优秀得多。”

这却是刘大炮的真实想法了，他真的认为包税制是最最适合古代社会的一种税基方式。

经常看到有人问，为什么宋朝、明朝时华夏文明都出现过资本主义萌芽，但资产阶级革命和技术革命都出在西方

也经常看到各种各样的回答，往往都是从文化啊，宗教啊，历史啊，地理啊，大航海的机遇啊等等各个方面给出一堆合理的解释。

但好像从来都没有人提到过税务官这样一个不起眼的小吏。

他的思想在现代社会中也不算主流，但是他真的认为，税务官才是推动资产阶级革命的真正推手。

西方政权普遍是包税制的，皇室只管收钱，但是具体怎么收，他们不管，但反正激起民变之后先杀税务官准没错。

这应该也是西方政权较少有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的原因所在，因为矛盾被转移了，老百姓和贵族之间是并没有直接存在直接利益冲突的。

大宪章最早其实叫大限章，本质上其实就是一部服务于包税制的税法，限制的其实就是皇帝给贵族的各种税收，这，也是君主立宪的真正基础。

因为税务官背负着沉重的任务，又不敢激起民愤，所以西方的税务官会想尽一切办法来搞钱，颇有些gdp考核论的意思在里面了，当手工作坊进入大工厂生产之后他们自然也会想方设法的从工厂里抠钱，却又不敢竭泽而渔，自然会想尽一切办法的为工厂保驾护航，制定有利于工厂发展壮大的经济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