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章（2/3）

有坟是在春秋末期，墓上有陵是在战国时代，据文献记载这个时期的七个国家的统治者都把坟造的很高，称为“陵”。就是山陵的意思。在战国时期第一个有“陵”的是赵肃侯十五年（公元前三三五年）造的寿陵。而后其他国家也开始称为“陵”。陆续后期在墓上建造许多的建筑，成为陵寝。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西方及日本学者纷纷派遣探险队到中国境内进行考古及探险活动。这一时期，外国学者在中国境内的考古大多属于劫掠性质的。如敦煌石室之古物，斯坦因（m.auralstein）于光绪三十二年到xj，因闻敦煌石室发现古物，乃于次年五月二十一日至千佛洞，与该寺主持王道士勾结，以写本装了二十四箱，艺术品装了五箱，偷运到了印度和英国。第三次又到敦煌运走了写经五百七十卷。法国人伯希和（paulpelliot）亦到敦煌运走了六七千卷。致使敦煌宝藏七零八落，颇有当时人所谓“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之感。不仅是敦煌一处，外国学者在我国西北和边疆地区，趁中央政府无力监管之际，大肆盗掘并偷运出境。如德国人格路维德（albertgrumedel）于光绪二十八年至三十三年二次共得四十六箱古物；勒可克（albertvonlecoq）于光绪三十年至民国三年共得三百九十七箱古物，俄国人柯智禄夫（captainp.k.koloff）鄂登堡（s.oidenburg）于光绪三十三年至民国十四年在张掖、吐鲁番等地，掘走古物颇多。美国人安竹斯（hapmanandres）在蒙古搜集化石，最后一次将八十余箱化石偷运出境时在张家口被扣留。此外日本人小牧实繁在张家口，驹井和爱在山东均盗掘古物而去。所以夏鼐后来评价这些外国考古学者在中国xj和甘肃西部所进行探险工作时说：“他们以考古工作为名，有的掠夺中国古物，有的更有觊觎中国领土的野心。他们也做了一些考古发掘工作，但是他们的目的既不在此，他们所使用的发掘方法也极原始，是西洋十九世纪初期或更早的那种方法。”这表明这一时期外国学者的考古工作对中国考古学的成长正面影响是较小的，但在负面上可能刺激到中国学者急于建立中国自己的考古学的愿望。99年月日，国史编纂处名誉征集员马衡在《bj大学日刊》上发表《通史材料征集议》，说：‘近年地层发见非不多也，而人民视为利薮，官府置若罔闻，操纵之权，司之牙僧。一器一物之出上，国人尚未及知，转瞬已入外人之手。虎伥鬼蜮，言之痛心。推原其故，实国家无保存之方有以致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