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2/3）

予多种色调的传奇色彩：洪水中母子坐于花缸之内飘至异乡；困难中得周侗教授武艺，成为文武全才，并结识众小英雄；尔后又得神枪和“湛卢”宝剑，并择取非同一般的坐下马；在京师考武状元时，又枪挑小梁王，触忤权贵，如此等等，这些都为这位“身先士卒常施爱，计重生灵不为名”的国家栋梁以后建功立业作了很好的铺垫。正因为有这样的思想基础和文武韬略，所以在南宋王朝危急存亡的关键时刻，他毅然应征抗金，并一再排除奸臣的陷害干扰，为国杀敌，屡建奇功。在朝野抗战派的支持下，终于当上元帅，加之牛皋等又率太行山义军相投，声势更振，杀得金兀术胆战心寒，以至于要以自杀来遮掩惨败的羞辱。而岳飞形象至此也已达到光辉的顶点。

由于岳飞思想上存在忠君与爱国这一难以克服的深刻矛盾，当秦桧里通外合，向高宗进谗，用十二道金牌将其从快要取得最后胜利的前线召回时，他却抱着“既是朝廷圣旨，那管他权臣弄权”的愚忠观念，俯首听命，并不准王横反抗，又将长子岳云和将军张宪召来京师，以防他们激反，最后怀着对奸臣的怨愤和忠孝节义俱全的自我安慰，与岳云、张宪一起被害于风波亭上。他这种忠于最高封建道德规范的悲剧，与其轰轰烈烈的抗金斗争形成鲜明的反照，既表现了作者对“忠臣为国死含冤”的痛苦和对“奸邪误国”的愤懑，也反映了作者对愚忠的认同。

如果说，岳飞是一个为国战功赫赫而又死于愚忠的悲剧英雄，那么牛皋则是一位不仅痛恨权臣，而且敢于指责昏君的草莽英雄。作者对他那种憨直乐观而又嫉恶如仇、英勇无畏的性格的刻画，相当生动。这是作品中最富光彩的形象之一，《说岳全传》在民间的巨大影响，与这个形象是分不开的。他不像岳飞那样“糊涂”，虽然粗鲁莽撞，却正气耿耿，是非分明，对于昏君奸臣，始终保持着清醒的认识和强烈的反抗情绪。他没有岳飞那么多的封建教条，枪挑小梁王之后，张邦昌要斩岳飞，他就敢于挥锏打断旗杆，号召大家造反；之后，他真的聚众太行，称孤道寡，替天行道，并自号“公道大王”。圣旨来招安，他说：“太凡做了皇帝，尽是无情义的，我牛皋不受皇帝的骗，不受招安。”当钦臣以异族入侵相激时，牛皋又能深明大义，以民族利益为重，毅然下山参加岳飞的抗金队伍。

如果说，作为悲剧形象的岳飞，较多地表现了思想、伦理、道德的价值，催人泪下，那么，牛皋这一形象则较多地闪耀着性格的光辉，在悲剧的氛围里给作品增添了喜剧的色调，他既是一个李逵式的猛汉英雄，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