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序（2/5）

性，而且把外部斗争引入了他们的心灵深处。这种悲剧，正是典型的“性格悲剧”。

中古时代被称为“英雄时代”，而“非英雄”、“反英雄”正是现代意识的鲜明特征。以古代为故事的背景，写的又是武侠小说，王老师当然不能不写“英雄”；然而如上所述，他的侠情小说又带有明显的“非英雄色彩”和个性主义思想倾向︵与此相应，他笔下的江湖社会则有强烈的平民性︶。直至四十年代初，我国的绝大多数武侠小说都未突破“情节中心”的构思模式，王老师的构思则直指人的内部冲突和人性的复杂内涵，这就不仅使武侠小说的构思模式向“性格中心”实现转移，而且突破了拘于表层善恶、正邪斗争的传统窠臼。由此，我感到王老师的作品在当时是含有很强的现代性的。

在悲剧作品里，悲剧精神总是爆发于“极限情境”；而在王老师的作品里，悲剧精神却常常弥漫于“极限情境”之外：那些侠士侠女在战胜外敌之时，往往横刀四顾，茫然若失；或者，当他们退隐江湖之际，平静的外表之下实埋藏著无限悲凉。这使我想起弗洛伊德关于“心理剧”的一段议论，他说，在心理剧中，“造成痛苦的斗争是在主角的心灵中进行著，这是一个不同的冲动之间的斗争，这个斗争的结束决不是主角的消逝，而是他的一个冲动的消逝；这就是说，斗争必须在自我克制中结束”。王老师笔下的侠士侠女，则在“自我克制”实现之后，其心灵深处的波动，犹远远不会停止。所以，他的作品不仅是性格悲剧，而且鲜明地具有上述心理悲剧的美学特征。︵后来李丹荃老师告诉我，王老师在三四十年代确实读过不止一部尭ヂ逡恋潞统川白村的作品。︶这又使我感到，王老师虽然写的是传统形式的武侠小说，但他与大部分通俗小说作家完全不同，思想一点不旧，他不仅接受了五四新文化思潮，而且也接受了西方的现代文化思潮，并且几乎不露痕迹地化人了自己的作品之中，这在中国现代通俗文学作家中，是十分鸡能可贵的。

在查阅王老师“鹤铁五部作”的过程中，我不仅读了他的其他侠情小说，而且知道他还写过许多社会言情小说。我想，研读这些社会言情小说，一定有助于进一步了解他的思想和创作。李老师告诉我，王老师的主要作品几乎全都写于青岛，她已多年未回青岛，很想去一次。

于是，我决定带五名研究生前往青岛查阅原始资料，并在那里和李老师相会。

五月的青岛气候宜人，风光秀美。我